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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全面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带来的思考

2020年07月08日 来源:包头党校 点击:0

编者按: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指出我国的国家制度和...

编者按: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指出我国的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在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切实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和人民权利方面具有显著优势。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各级党委和政府坚持依法防控、依法治理,在控制疫情、维护社会安定有序、保障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等方面取得明显成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疫情防控正处于关键时期,依法科学有序防控至关重要。本期就“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依法抗疫,发挥法治在切实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和人民权利方面的显著优势”这一话题,我们有幸邀请到中共包头市委党校法学教研室的几位老师对相关的问题予以解答。

本期嘉宾

中共包头市委党校法学教研室主任 高艳丽

中共包头市委党校法学教研室教师 吕惠平

中共包头市委党校法学教研室教师 郑 娜

包头日报: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多方面的优势,包括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切实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和人民权利的显著优势。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各级党委和政府在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在法治轨道上统筹推进各项防控工作,取得初步成效。请您谈一谈这次抗疫保卫战中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依法防控疫情在保障人民权利方面的显著优势是如何体现的?

郑娜: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依法做好防控是打赢疫情保卫战的内在要求和重要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疫情防控越是到最吃劲的时候,越要坚持依法防控。依法防控、依法治理在保障人民的生命权、生存权、健康权和保障社会的安定有序、公平正义具有显著优势。

目前中国疫情防控形势积极向好,而境外的疫情防控呈扩散态势。中国的疫情防控能够取得今天的成绩归功于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中国疫情防控在最困难时所采取的预防、控制措施遭到了境外反华势力的质疑和污蔑。事实上中国在抗疫过程中所采取的所有的举措和行动都是有法可依。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的1月20日,国家卫生健康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第四条的规定报经国务院批准后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纳入法定传染病乙类管理,采取甲类传染病的预防控制措施。新冠肺炎疫情与2003年非典所采取的措施不同,所有村庄、社区、单位实行封闭式管理,非涉及居民生活必需的公共场所一律关闭。中国这次抗疫措施和经验被其他国家广泛学习模仿,但是有的国家公开攻击我国的疫情防控措施侵犯公民的人身自由。我国《宪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人权即生而为人与生俱来的权利包括生命、财产、人身自由的权利以及作为国家成员自由、平等地参与政治生活方面的权利。孰不知没有生命的存在和身体的康健何来人身自由,况且全国所实施的封闭式管理依据的是:《传染病防治法》第四十二条规定的传染病暴发、流行时,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力量,切断传染病的传播途径进行防治,必要时可以采取封闭可能造成传染病扩散的场所等紧急措施;《突发事件应对法》第五十七条规定突发事件发生地的公民应当服从人民政府、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所属单位的指挥和安排,配合人民政府采取的应急处置措施。疫情防控期间,每个公民都承担出门戴口罩、配合测量体温、不组织和参加各类群体性聚集活动等义务,违反这些防控义务,就要承担相对应的法律责任。当前境外疫情加速蔓延后,海外国人归国意愿强烈,疫情防控仍是当前最重要的工作,依据《国境卫生检疫法》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疫情防控中所采取的措施坚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保障每一个中国公民的合法权利,正如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3月19日表示,中国首次报告无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这是一个惊人的成就”。

包头日报:除此之外,您认为依法防控疫情在保障社会公平正义方面的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如果不依法防控,将会造成哪些不良后果?

法治是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保障人民权利无疑是社会公平正义的首要任务。1月20日新冠肺炎被确认可“人传人”,当时正值春运高峰,传染范围和不确定性扩大,全国多地启动一级响应,面临人人自危、社会恐慌、国家治理危机。为依法惩治妨害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违法犯罪行为,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保障社会安定有序,疫情防控工作顺利开展,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制定《关于依法惩治妨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违法犯罪的意见》。依据《刑法》、《传染病防治法》、《突发事件应对法》、《治安管理处罚法》和该意见等一系列与疫情防控有关的法律法规,国家依法惩处妨害疫情防控的违法犯罪行为,其中包括妨害传染病防治、妨害防疫工作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甚至杀害防疫人员、暴力伤医、制假售假、哄抬物价、造谣传谣、疫情防控失职渎职、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和在华外国人不服从疫情防控要求、拒绝执行防疫措施,扰乱防疫秩序,危害公共健康和安全等各类违法犯罪行为。“两高”“两部”分批公布典型案例,通过这些案件的公示预防与惩罚相结合,教育人民群众明确法律支持什么、鼓励什么、禁止什么、惩戒什么和疫情防控特殊时期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坚持依法防控为打赢疫情防卫阻击战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

若不依法防控疫情,将会发生习近平总书记在《全面提高依法防控依法治理能力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一文中指出的“一些地方和部门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进退失措,出台的一些防控措施朝令夕改,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严重妨碍疫情防控的违法犯罪行为,群众对此不满意。”2月24日武汉发布“解封令”3小时后被宣告无效。该“解封令”的发布对社会公众具有法律效力,直接宣布其无效违反法定程序,损害政府的公信力和人民群众对政府的满意度。群众满意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根基,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依法执政、依法治国是化解矛盾、维护稳定、应对风险最可靠方式。法治是一种强制性秩序,依法防控、依法治理能力的提升从顶层设计讲对管理国家、治理社会具有最高权威,从微观讲法治在疫情防控过程中充分发挥定分止争的功能,保护每一个公民的合法权益。武汉女子黄某英,其感染新冠肺炎刑满释放突破重重关卡离开武汉到北京,给首都的疫情防控带来了极大的安全隐患。从本质上来说,是由于执法人员的严重违法失职渎职行为造成的。因此,要杜绝“进退失措、朝令夕改、严重妨碍疫情防控的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必须坚持依法有序防控,否则,将会发生很多类似“2、24解封令”、黄某英的事件。依法防控疫情既服务于人民,又抑制以防疫之名随意侵害人民合法权益的行为。

包头日报: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公报中,关于全面依法治国、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方面有哪些内容?您认为有哪些亮点?

吕惠平: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的主题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决定》中多次提及“依法治国”、“法治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等关键词,从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公报中关于法治的表述可以看出,法治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系统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十三大显著优势”,其中之一就是“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切实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和人民权利的显著优势”。

围绕“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一主题,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十三个“坚持和完善”,其中与法治相关的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提高党依法治国、依法执政能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首次提出是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把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公报中理论创新点很多,关于法治方面的亮点也很多,比如说《决定》中提出了“必须严格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实行管治”,要坚定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一国两制”是党领导人民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一项重要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伟大创举。《决定》在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中强调要“坚持专群结合、群防群治,提高社会治安立体化、法治化、专业化、智能化水平,形成问题联治、工作联动、平安联创的工作机制”。此次疫情防控中,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多次提及“群防群治”、“依法防控”。“十三个坚持和完善”中其他方面也多次提及了法治,很多都是亮点,例如说在坚持和完善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制度中提到了要“加强中国特色军事法治建设”;在坚持和完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中提及要“加强涉外法治工作,建立涉外工作法务制度,加强国际法研究和运用,提高涉外工作法治化水平”。在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方面,《决定》强调要“完善绿色生产和消费的法律制度和政策导向,完善生态环境保护法律体系和执法司法制度,推进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法治化,推进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完善生态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等。

包头日报: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更加重视依法治国,把全面依法治国提升到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新高度,开启了加快建设法治中国的新征程。您如何看待十九届四中全会在推进依法治国方面的战略部署意义?

吕惠平: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全面依法治国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开辟了全面依法治国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新时代。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设专章论述“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开创性地提出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强调法治是发展的可靠保障,必须加快建设法治经济和法治社会。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专题研究全面从严治党问题,体现了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的结合,进一步强化了全面依法治国的战略地位和重要作用。党的十九大就“深化依法治国实践”问题作出了专门部署,强调:“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必须坚持厉行法治,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把“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提高党依法治国、依法执政能力”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清晰地描绘出新时代法治中国建设的路线图,为以制度建设开创全面依法治国新局面把航定向,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全面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的高度重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为子孙万代计、为长远发展谋的使命担当。

包头日报:请您谈一谈如何理解要把“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贯穿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

高艳丽:十九届四中全会作出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决定,这是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和长远出发而作出的一项重大决定。十八大以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统筹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同步铺开。全面依法治国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必须也必将贯穿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

“法者,治之端也”,两千多年前荀子的这一思想蕴含着经世济民、治国平天下的深刻理念和内在逻辑。今天,一个现代化的国家,也必然是依法治理的国家。实行法治,是我们党总结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得出的重要结论。关于这一点,早在1979年邓小平同志曾经讲过“民主要坚持下去,法制要坚持下去,这好像两只手,任何一只手削弱都不行”。所以,可以这么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的历史,也是中国法治不断发展前行和日趋完善的历史。1997年,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依法治国,并且在1999年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一项治国方略,写入我们的根本法——宪法当中。可以说,依法治国的入宪,从中国法治发展的进程来说,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依法治国”作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开启了加快建设法治中国的新征程。这也充分说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越发展,就越需要法治发挥更加重要的引领、规范和保障作用”,从而不断为解决党和国家发展过程中面临的突出问题提供制度化方案。

要更好地理解法治的这种“引领、规范和保障作用”,就要把“全面依法治国”放在“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中来把握。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来看,这个战略布局,既有战略目标,也有战略举措,每一个‘全面’都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的战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三大战略举措。这也就是说,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个战略目标,我们国家的发展水平就会迈上一个大台阶,我们所有的努力所有的奋斗都要聚焦于这个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三大战略举措一个都不能少:不全面深化改革,发展就缺少动力,社会就没有活力;不全面依法治国,就难以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社会发展就难以有序进行;不全面从严治党,党就做不到“打铁还需自身硬”,也就难以发挥好“领导一切”的核心作用。曾经有学者把“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比作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过程中的“鸟之双翼”“车之双轮”。这也恰恰充分说明了“全面依法治国”的无可替代的重要意义所在。

由此可见,无论是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日益完善,还是社会主义文化制度的繁荣兴盛,民生保障的日臻完善;无论是精准施策的脱贫攻坚,持续发展的蓝天保卫战,还是踏石留印抓铁有痕反腐倡廉,相互依存休戚与共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法治都发挥着重要的引领、规范和保障作用。正如总书记在今年25日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的讲话里指出的“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凝聚着我们党治国理政的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是制度之治最基本最稳定最可靠的保障”。因此,要把“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贯穿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

包头日报:您认为我国的法治建设还存在哪些问题?随着全面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的深入推进,对于国家和社会生活将会带来哪些影响?

高艳丽:毫无疑问,我国已经进入全面依法治国的新时代,正如习总书记所说“我们面对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前所未有,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有,依法治国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的地位更加突出,作用更加重大”。随着全面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深入推进,“我们必须坚持在法治的轨道上统筹社会力量、平衡社会利益、调节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化解社会矛盾,以良法促发展保善治,确保社会在深刻变革中既生机勃勃又井然有序”。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法治兴则国兴,法治强则国强。这一点从我国改革开放40多年的辉煌成就可以得到印证。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无不以法治为框架、用法治作支撑、由法治来贯穿、以法治为保障。表现在十九届四中全会的决定里,比如,在经济制度建设方面,要“加强和改进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营造各种所有制主体依法平等使用资源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的市场环境”“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探索建立集体诉讼制度”“完善涉外经贸法律和规则体系”等;在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方面,要“完善绿色生产和消费的法律制度和政策导向,完善生态环境保护法律体系和执法司法制度,推进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法治化,推进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完善生态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等方方面面。

同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法治建设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历史任务,不可能一帆风顺、一蹴而就。以这次依法防控新冠肺炎为例。这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战役也暴露了我们国家在法治建设实践中还存在很多短板和不足。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从1988年颁布实施,到2018年经历了三次修正,明确规定“禁止猎捕、杀害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禁止出售、购买、利用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但是,华南海鲜市场野生动物的买卖依然存在,公众法律意识的淡薄,有法不依。市场监管的缺位,执法不严。包括后来疫情爆发以后,像居委会、物业等受政府机关授权、委托实行测体温等措施,实质上也是在实施执法行为,这些被授权的执法主体由于分不清权责边界,从而发生引发网络关注的过度执法行为、不文明执法行为,案件事实认定不清、执法程序不规范等诸多问题。同时,这次疫情对于党员领导干部依法决策、依法行政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必须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各级领导干部要对法律怀有敬畏之心,带头依法办事,带头遵守法律,不断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能力”。习总书记指出“我们党在这样一个大国执政,要保证国家统一、法制统一、政令统一、市场统一,要实现经济发展、政治清明、文化昌盛、社会公正、生态良好,都要秉持法律这个准绳,用好法治这个方式”。灾难使人进步,我们要及时总结经验,汲取教训,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加强法律宣传,增强法治观念,依法做好疫情防控及复工复产工作,以实际行动向人民群众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

全面依法治国是人民的选择。我们坚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随着全面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深入推进,坚持在法治的轨道上推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等各项事业持续健康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终将实现。